摘要：与政治讲和的胜利者经常掌持著史话语权不同的是，戊戌维新的历史叙述主要由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失败者一方建设。政变发生以后，新政治业马上凋零，濒临英国、日本方濒临维新指点败于过激的月旦，以及出于争取海外华裔坚持的政治需要，流一火中的梁启超以“局内东说念主”身份，借助《戊戌政变记》的报告和报刊公论的力量，对变法做了当先的总结校园春色学姐，建构起维新视角下的戊戌叙事体系，虽非信史，却成为后世史学报告的蓝本。通过报刊、档案、日志、年谱、回忆录等材料，复返历史现场，考索《戊戌政变记》的编写配景、成书历程、社会传播与阅读招揽，进而探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流一火期间的政治立场、念念想条理与现实诉求，从中梳理戊戌维新历史叙述的建构历程，可展现戊戌神话背后的时间细节与文化图景。

要道词：戊戌维新;梁启超;《戊戌政变记》;历史建构小序1898年6月11日，光绪帝颁布明定国事上谕，决意变法，但是只是103天之后，政变马上扯破了维新指点所架构的宏伟蓝图。慈禧重新听政，新政悉皆取消，光绪被囚瀛台，维新士东说念主或就戮，或远戍，或罢官，或流一火，清廷谕令通缉犯党，查禁报刊，规复古制，试图回到传统帝制的轨说念上。不外，与历来“成者为王败者为寇”、政治讲和的胜利者掌持话语权不同的是，戊戌维新的历史叙述主要由失败者一方建设。流一火海外的康梁，借助报刊公论的饱读舞，重述变法故事，缔造出近代史上的戊戌神话。政变后，康有为束缚申说“我历尽重荷坚苦，变维新之大政，拼万死舍落寞出来，皆为保全中国四万万之东说念主民之众起见”的经验，以“奉诏求救”的姿态，求援于英国、日本和海外华裔，并以此建设起“戊戌变法之魁”视角下的叙述框架。不外，由于王照的告发，康氏衣带诏“作伪之真相尽为日东说念主所知”，各处之保皇指点，亦未取得空想获利。戊戌岁暮，旅居日本的康有为将自己经验写成《我史》一书，但完稿后即出游泰西，肃穆发行迟至半个多世纪以后。康有为身为维新领袖，其发起公车上书、倡立学会、上书进呈等都是维新指点中最为紧迫的事件，但在变法结果后，所有维新叙述体系的建构主要由其弟子梁启超完成。与康有为比拟，梁启超在维新指点前后的经验更具传闻颜色。前者于1895年中进士，以工部候补主事的身份驱驰政治，尚引起时东说念主规避；而梁启超科举会试不售，1898年夏以举东说念主身份获光绪召见，“仅赐六品顶戴”，“仍以报馆编缉为本位”。维新期间，梁启超以主《时务报》着述、主讲湖南时务学堂名著于时；戊戌春入京后，为康南海的政治宗旨赞画驱驰，虽非政坛东说念主物，亦由宣传之力而风生水起。政变后，“康西游而梁东渡，梁氏历主《清》《新》两报”，以一支健笔，“掊诋满洲执政者不留涓滴余步”，并以局内东说念主身份撰成《戊戌政变记》一书，建构起维新视角下的戊戌史。当作政治上的边际东说念主物，梁氏并未在本质上投入政治；但是，借助报刊的力量，时年26岁的梁启超成为当之无愧的“公论之宠儿”。固然“梁于康氏亦步亦趋”，“著文率皆彭胀其师之说”，但将戊戌这一“政治上澈底失败之指点”著为“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”，实有赖于梁启超。《戊戌政变记》1898年12月源泉后在《东亚时论》和《清议报》连载，1899年5月出书单行本，此时距离政变发生仅罕有月，在坊间公论纷纭之时，梁启超以局内东说念主身份对变法做了当先的总结，也奠定了以康南海为首领和干线的戊戌叙事框架。不外，“此记先生作于情怀气愤之时，所言不尽实录”，出于“厚谊作用所诳骗”和政治宣传的指标，“将真货放大”，“言之过当”，并非一部信史。但是，恰是这么一部作家“不在廷臣之列，亦不在司官之列”，行文“实多巧为附会”“毁誉任情”的作品，问世后马上完成了经典化，成为“叙说戊戌变法史的一个母本”。教唆维新视角下戊戌叙事体系的建设，《戊戌政变记》的成书发行和阅读招揽，均值得关注。一、 旅日生涯与《戊戌政变记》的成书“八月政变，六正人为国流血，南海以英东说念主仗义脱险，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。”梁启超《三十自述》记政变出一火仅寥寥数字，而在看似凡俗的字面除外，其实有压在纸背的惊惶经验和复杂脸色。八月初六（9月21日）早朝，慈禧宣告训政，“十时即有围南海馆之事”。其时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谭嗣同处，音书传来，梁氏“电上海孺博告变”，并偕谭嗣同访李提摩太“筹商办法保护天子”，决定“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”。梁启超赴日本使馆访代理公使林权助，留宿日本使馆。次日，梁氏断发易服，在日能力事郑永昌的奉陪下乘火车前去天津，在日能力事馆阻误数日，拟乘9月27日自天津港启航的玄海丸赴日。25日晚，梁启超在郑永昌等东说念主的奉陪下乘船出海，途中被北洋大臣轮船追上，两边发生争执。26日晨抵塘沽，梁氏登上大岛号。随后，王照亦以政治隐迹者身份登上大岛舰。由于“在清国水域内无法将二东说念主转动到商船上”，乘坐玄海丸的规划不得不改革。10月2日，林权助致电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，央求“令大岛舰驶往日本并相应尽快派另一舰至天津”。次日，大隈批准了这一央求，“命大岛舰俟接替其位置之炮舰抵达天津，即驶返日本”。10月4日，日方安排须磨舰接替，因其迟迟未到，大岛舰减速起航，10月12日起碇，先往吴淞，再至日本，10月17日登岸。21日，梁启超抵达东京，由日本卓绝党出资赁屋。自9月26日登舰到10月17日下船，梁启超居大岛舰中凡22天。9月27日，梁启超和王照联名致信伊藤博文、林权助，抒发对解救脱险的谢意，并请日方“念昆仲之国交，顾东方之大局”，“与英、米诸国公使商议，连署请见女后，或致书总署，揭破其欲弑寡君之贪心”，试图借日本力量过问中国政局。其时六正人尚在狱中，大岛舰停靠在塘沽水面，梁启超仍对解救抱有但愿。此时距离政变只是6天，外间狐埋狐扬，坏话纷纭，“不在政局之内”的梁启超短时间内其实难以主理局势动向，而康有为正在赴港途中，师徒之间难以通气，信中的立场和诉求，主要来自梁启超的判断，亦不扼杀某些材料出自王照。这封信莫得提到康有为，也未言及光绪密诏。9月25日，康有为在吴淞口外英国轮船琶理瑞（Ballarat）上，与英国领事班德瑞（F. S. A. Bourne）语言时，首次提到光绪密诏，并说“皇上曾骂西太后只是咸丰的妃子，而不是正后，也不是他我方的母亲”（梁、王信中称慈禧“女后”，而无光绪骂慈禧之事），且断言帝后冲突无法斡旋。随后在赴港途中，康有为同英国领事戈颁（Henry Cockburn）语言，也阐说了不异的意见。对照康有为的两次语言记录和梁、王的联名信，虽都强调光绪体健无病，慈禧亲俄并筹算废立等事，但梁、王的措辞要慈悲得多。这与王照斡旋两宫的立场相关，二东说念主寄但愿于“他邦侵扰内务”，但未有过激言辞。以维新领袖的身份宣扬“奉诏求救”，实出自康有为。流一火中的康有为反复申说“仆受皇上密诏，令设法求救”，以光绪代言东说念主的姿态，但愿借英国力量“保我皇上圣躬，全我皇上权力”。9月29日晚，康有为抵达香港，未来与英国舟师少将贝念念福（Lord Charles Beresford）会谈。康有为称其“誓死以救我皇上”，但凭据贝念念福的记录来看，此说不实。10月6日，康有为招揽《中国邮报》（China Mail）采访，这亦然其出一火以来首次公斥地表意见。在此前与英国领事语言的基础上，康有为扩充了几许细节，包括慈禧挪用军费、寺东说念主舞弄权益等，并着意隆起自己在变法中的紧迫影响。不外，康氏数番说辞并未取得本质成效，英国领事觉得康是“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气魄的东说念主，很不合适作一个动乱时间的带领者”；“一个狂热的东说念主和空想家”。康有为所笃信的“英国必会扶直”，只是一己之见。在求救于英国未有明确结果的情况下，10月7日，康有为在与上野季三郎会面时，央求过境日本，并得到大隈重信欢喜。10月19日，康有为一行乘河内丸前去神户，25日晨登陆，立时乘火车前去东京，当昼夜半抵达麴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番地旅店，后迁入牛込区加贺町一丁目三番地。10月26日，梁启超、王照致信大隈重信，密致报告了二东说念主的政治不雅察和诉求。凭据梁启超同日晚间写给柏原文太郎的信中“南海先生已安抵神户”“本拟即入东京”等语，当日康梁尚未碰头，即此信仍出于梁、王二东说念主的意见。此时日本宪政党领袖大隈重信为首相（1898年6月30日-1898年11月8日），兼任外务大臣。梁、王最先分析政变原因，将矛盾归结到帝后两派；继而报告光绪睿智仁厚之心、锐意变法之志，然西后专专权益，事事进犯，以致“校正数月而不可大见其效”。为了获取日方怜悯，梁、王一方面将晚清政坛与日本安政、庆应之时类比，默示维新干事是对明治维新的呼应；另一方面强调中日两国巢毁卵破、唇一火齿寒，但愿借助大隈的政治权力，匡助光绪复位。在和王照联名致信大隈的同期，梁启超还在10月26、27日与志贺重昂笔谈，抒发的仍是“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”之意，但愿日本出头，结伙英好意思，“以成日、清、英、好意思四国定约之局”。康梁抵日之后，生涯方面受到大隈重信的照顾，梁启超在乡信中亦提到“吾在此受彼国政府之保护，其为优礼，饮食起居一切安便”。但是，当梁启超“舍馆既定，辄欲晋谒”时，大隈老是避之不见；志贺重昂虽默示对“贵下今遭时之阳九，流寓外国”的相怜之情，但未给出任何政治上的承诺。三国过问还辽之后，日本在社交方面十分严慎，“计划其时日本政治情况，大隈重信当作首相连受梁启超央求的条目，是毫不可能的”。在日本使馆匡助下脱险的梁启超，对日方具有好感，幻想借助日本匡助光绪帝复位。但是，在其时复杂的国际政治配景下，仅以纵横家的方式“作秦庭七日哭”，并不足以成此“女儿奇功”。《致大隈重信》署为梁启超与王照合发，但很可能主要出自梁的手笔。这封信在发给大隈除外，还寄给了日本东邦协会会长副岛种臣和副会长近卫笃麿，并以《支那志士之愤悱》为题，公斥地表在东邦协会机关报《东邦协会会报》上。该文未具名，题名为10月30日。东邦协会缔造于1891年，是日本紧迫的兴亚组织。不外，这封信在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并非首发，此前数日已先行刊于《日本东说念主》和《东亚时论》。1898年12月5日，《日本东说念主》刊发梁启超的签字文章《论中国政变》，题注为“寄东亚会书”；五天后，该文又发表在东亚同文会的机关刊物《东亚时论》创刊号上，改题《上副岛、近卫两公书》。《日本东说念主》创刊于1888年，由政教社发行，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先后担任编缉；东亚同文会缔造于1898年11月，会长为近卫笃麿。与《致大隈重信》对照，在三种杂志上刊发的文本，除首末段有所治愈外，内容即兴相通（《日本东说念主》刊本首段寒暄语与另两种版块不同，且未署日历），只是《东亚时论》隐去了声讨慈禧的93个字。《致大隈重信》和与志贺重昂的笔谈记录均未提到光绪密诏。前者说起“康先生最为皇上所信用，数月以来新政皆出其手”，此说如故基于维新史实，并未刻意夸张康有为的领袖地位。凭据梁启超10月29日乡信所言“南海师来，得详闻家中近状”，康梁在日本的首次碰头，应该在2729日之间，结合笔谈记录，实在地说，更有可能在27日梁启超和志贺重昂的第二次笔谈之后。康有为《我史》将其政变后的旅日生涯一笔带过，康梁区别一个多月后，在别国重逢的情形，当今尚无密致贵府。11月2日，在收到梁启超来书的同期，近卫笃麿还收到了康有为的来信。康氏以特地孔殷的口吻，抒发了“受衣带之诏，万里来航，泣血求救”的愿望，但愿日本“急辅车之难，拯东方之局”，并央求同近卫碰头。其时，近卫笃麿身兼多职，在日本政坛具有紧迫影响力。11月12日，康有为在林北泉与柏原文太郎的奉陪下与近卫笃麿会面。濒临康有为的求救，近卫一方面月旦维新指点“校正过于急进”，同期声名“社交之事，绝非贵我两国所能贬责，如斯之大事，必不雅察泰西各国之立场决定之，甚难断言可否”。随后的11月27日，梁启超、罗普亦往访近卫，“梁之言，即兴与日前康之语访佛”。在近卫看来，康梁“老是以天子复位之事相谈”，但此事“非如康所说的那么容易”，况且“今各国在相互监视之际，不可不罗致在意立场”。康梁抵日后不久，日本政局出现漂泊，1898年11月8日，宪政党分裂，大隈重信内阁倒台，山县有一又内阁缔造。跟着大隈的辞职，康梁的宽待方从政府变成了非执政党。与大隈政府怜悯维新不同的是，新任皮毛青木周藏更倾向于与清政府配合。在此情形下，日方对康梁的诉求愈加严慎。固然康梁在书札和语言中反复强调政变系出于帝后矛盾，但在二东说念主赴日之前，日本公论即已肃穆到校正过于急进对维新失败的影响，甚而将康有为等东说念主称为“急进党”“急进派”。其实，早在维新指点还在风靡云蒸进行之时，康广仁即觉得“伯兄边界太广，志气太锐，包揽太多，同道太孤，举行太大，当此排者、忌者、挤者、谤者，盈衢塞巷，而上又无权，安能有成”；变法失败后，贝念念福曾经面责康氏带领的校正进行太急，表情不当；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（C. MacDonald）更是觉得康党不理智的举动，等于维新指点失败的原因。客不雅上讲，维新指点枯竭规划，急于求成，确是形成“其党立败，进锐速退”结果之一端；但是，流一火中的康梁若承认这少量，就等于承认维新派自己的演叨与不足，不利于以尊皇时势对外求救，亦不利于在海外华裔中建设权威。因此，听闻日本此类公论时，康梁均匆促中辩白。11月3日，梁启超致信品川弥二郎，力证变法之挫败并非源自急进：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，颇有目仆等为急激误大事者。然仆又闻之松阴先生之言矣。曰：“不雅望持重，今正义东说念主比比皆然，是为最大下策，怎样轻快爽脆，破坏所在，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？”又曰：“六合之不见血久矣，一见血丹赤喷出，然后事可为也。”仆等师友共持此义，方且日自责其蔼然，而曾何急激之可言？敝邦数千年之疲软浇漓，视贵邦幕末时，又复过之，非用雷霆万钧之力，不可破坏所在，自当天以往，或乃敝邦不错自立之时也。为了抒发对日本维新志士的热爱之情，梁启超改名吉田晋，借“新日本之创造者”吉田松阴的言论以正名。康有为在被近卫笃麿月旦“校正过于急进”时，亦即提议反驳。为了表现对外求救的正直性，康有为发表《奉诏求救文》，抄送各处。该文陈设那拉氏十大罪名，痛詈其以“伪临朝太后”身份“蹧蹋我家邦”，“非惟一火我二万里之大清，实以一火我四千年之中国”；同期，称赞光绪之神武睿智，变法不周详因牝朝篡政，幽废皇上。但其中的要道性文本即光绪密诏，本质历程了康有为的改窜，文末谭嗣同的绝命书，亦出于凭空。到1898年11月底梁启超访近卫笃麿时，康梁先后进行了两个月的求援行径还莫得任何本质性进展，且近卫默示“不熟知中国之内情”，“不可草率从其事”，婉拒了康梁的央求。此时，濒临英、日公论联系中国变法败于过激的月旦和“奉诏求救”引起的议论，身为“羁旅远东说念主”的康梁，除了陆续持笔辩诬除外，已无更好的采取：语曰：“忠臣去国，不洁其名。”大丈夫以身报国，不可行其志，乃至一败涂地，飘零异域，则惟当缄口无言，一任众东说念主之戮辱之、嬉笑之、唾骂之，斯亦完了。而犹复哓哓焉欲类以自白，是岂大丈夫之所为哉？固然，事联系于君父之生命，对于天下之国论者，是固不不错肃静也。由此，以“局中东说念主”身份撰写一部细述校正情形和政变内幕的文章，就成为康梁彼时争取外助、搪塞公论、辩白败因以及宣传政治宗旨的必要行动。《戊戌政变记》等于这么一部当令之作。据报刊新闻，这项使命11月中旬即已开动。二、 公论旋涡中的对策与戊戌神话的生成《戊戌政变记》系为政治宣传而作，叙事带有剖析的主不雅颜色，客不雅上并不可称为实录。但恰是这么一部作品，以宏阔博大的阵势、攻击详备的文字，缔造出近代史上的戊戌神话。当作政治流一火者的康有为，被培育为维新指点的领袖和主脑；喋血市曹的六正人，则以勇士形象青史留名。至于作家本东说念主，也在书写中完成了“去国忠臣”形象的自我建构。居日十年，“是梁氏影响与势力最大的时间”，开启这一时间的，恰是《戊戌政变记》一书。1898年12月起，《戊戌政变记》先后于日本《东亚时论》（1898年12月10日至1899年1月25日，共4期）和《清议报》（1898年12月23日至1899年4月1日，共10期）连载。在两种刊本基础上，《清议报》馆1899年4月印行的九卷本《戊戌政变记》加多了差未几两倍的重量。新增内容多量是引文，而非适合报刊发表的时论。独占一本的卷一，包括康有为3篇上疏、维新期间光绪所颁61条上谕及梁氏商酌；卷二援用寇连材札记、政变前后7条谕摺，以及北京特派员来书；卷三新增的《附记保国会事》引录《保国会规矩》和康有为演说；卷七包括康有为1895年上书、《强学会序》，以及各省学会学堂报馆目次；卷八收录梁启超《上陈宝箴书》、黄遵宪南学会课本、谭嗣同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和梁启超《南学会序》。引文涵盖奏议、谕摺、札记、书信、演说、序文、课本多种文体，时间跨度较大，文字篇幅较长，不适于报刊连载。各章束缚插入的长篇引文，占据了篇幅的绝大比例，报告部分反成为附加性质的补充和证实。这一方面反馈了初印本发行前裁剪时间的仓促，另一方面，所加多的内容，本质上治愈了《戊戌政变记》宣传的侧要点，即转化书写策略，从对公论月旦的被迫回答转为对历史话语的主动建构。梁氏将《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》《政变前记》《政变原因答客难》《圣德记》数篇在杂志上先行刊布，并不只单是出于整部书“卷帙太繁”，更紧迫的现实原因是，在其时的政治配景下，流一火的维新派既要向日本高层求援，又要对公论澄澈“急激致败”之说。沿着这一念念路，梁启超在前期走谒上书的基础上，系统组织文字，公开阐说政见，以期在政治逆境中有所突破。最先，梁启超通过对彼时中外关系、日英战略的分析，敦促日方罗致“先发者制东说念主”策略，与俄国进行军事招架。这仍是《上副岛、近卫两公书》主要不雅点的重申。既然政变出于帝后之争，“皇上之方针，在开新用汉东说念主，联日英以图自立；西后之方针，在守旧用满东说念主，联俄以求保护”，为了援助局势，就要向英日寻求坚持；在这两国中，“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”又是梁氏要点求援的对象。为了唤起日方招供，梁启超以三国过问还辽之事，强调中日利益的一致，当作寻求同盟的文字策略。但是，身为流一火者的康梁并莫得政治上的话语权，这种书生论政的方式，终究无法奏效。梁启超将带有求援性质的《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》率先刊布在《东亚时论》上，是把主要阅读对象设定为日本高层，但发表后却引起了日方的反感。12月18日和20日，日本外务省文告官楢原陈政两次上门敦请梁启超离日，梁氏未从；12月22日，楢原探访近卫笃麿，“谓康有为淹留日本，将不利于日本除社交，但愿劝赴他国”。同文会会员白岩龙平致信近卫，也抒发了访佛的意见。梁氏发表《上副岛、近卫两公书》《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》两篇求援文章，非但莫得达到预期后果，反而形成社交垂危，导致日方施压、康有为离日。这两篇引起辛勤的作品，不再刊于《清议报》，也在情理之中。1898年12月23日《清议报》创刊时，梁启超的寄稿《政变始末》刚刚在《东亚时论》第2号发表。《清议报》第1册将其当作《戊戌政变记》首篇注销，文字与《东亚时论》刊本基本一致。凭据首段“西后之事，既详前篇”，其所连接的，系该册卷首《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》。该篇连接《上副岛、近卫两公书》的念念路，报告校正党东说念主“八面受敌，所遇皆敌”之逆境。梁启超列出14条“政变之分原因”，前12条系维新举措与旧党冲突之事，后2条为光绪赐康有为、杨锐、袁世凯等东说念主密诏事。这是梁启超第一次撰文提到“衣带密诏”，证实写稿中曾与康有为商议。康梁将密诏当作维新指点“卒以此败事”的要道，一方面强调“奉诏求救”的正直性，同期亦然一种自我辩论，即把变法收歇的原因归罪于旧党进犯，以回答外间对维新派“校正过于急进”的质疑。这一宅心，在接下来的《辩诬》（《政变原因答客难》）中，发扬得愈加隆起。虽名为“答客难”，但撤除来源“然这次之校正，得无操之过蹙，失于急激，以自贻踡跌之忧乎”的设问外，这篇长文悉皆梁启超独白，文字铺排，一气呵成。不错说，这是康梁濒临中外公论的围聚回答。最先，梁氏强调“校正之事，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使劲相当”，从练兵、开矿、互市、社交、教训等方面报告洋务指点三十年校正之不成，全因李鸿章、张之洞等彭胀“慈悲方针”、布新而不除旧，故提议变法“非整体并举，协力皆作，则必不可有功”。其次，参照明治维新史，申说新政“急激”举措的必要性：吉田松阴曰：“不雅望持重，堪称正义者，比比皆然，最为最大下策。怎样轻快拙速，破坏所在，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？”呜呼！世之所谓慈悲者，其不见绝于松阴先生者希耳。即以日本论之，幕末藩士，何一非急激之徒？松阴、南洲，尤急激之巨魁也。试问非有此急激者，而日本能维新乎！当积弊疲玩之既久，不有雷霆万钧轰隆技艺，何能唤起而振救之？日本且然，况当天我支那之积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际，而外祸内忧之亟，视日本尤剧百倍乎！今之所谓慈悲方针者，犹欲以维新之业，望之于井伊、安藤诸阁老也。基于日本训导，梁启超为康氏“守旧不可，必当变法；缓变不可，必当速变；小变不可，必当全变”，“变事而不变法，变法而不变东说念主，则与不变同耳”等结论进行辩论，将变法不成归于旧党和西后。濒临“众东说念主乃以急激责之”的情境，梁氏报告“局中东说念主攻击艰难之苦处，非局外东说念主所能知也”，反诘公论“不审大局，徒论成败”，以“局内东说念主”身份进行辩白。固然中外各界“急激之咎”并非望风捕影，梁启超自后也承认康有为“举动或失于急激，方略或不适于用”，而在其时的公论压力下，梁氏唯一持笔应战，为维新党东说念主立言。变法仅持续百日即“挫跌一无所存”，但梁氏永久确信这场失败了的指点所具有的卓绝意旨：“但是戊戌之役，为败乎？为成乎？正人曰成也”。公论对于变法失败是否应归罪于“急激”的磋商，并未跟着梁文的注销而齐备退去，而梁氏“不以成败论事”的书写策略，确是取得了言论上的奏效。三、《戊戌政变记》的传播、月旦与招揽康梁的旅日生涯和政治宣传，很快引起日本报界关注。早在他们以政治流一火者身份抵日时，《太阳》杂志就注销二东说念主相片，尔后，《太阳》《东邦协会会报》《东亚时论》《日本东说念主》等先后发表多篇政论文章，详论清廷政变始末，先容新旧两边战略，兼论日方搪塞举措。梁启超《上副岛、近卫两公书》发表后，其“壮烈惨淡”的抽泣之语，马上取得了日本报界怜悯；《戊戌政变记》刊布后，也很快引起了日方肃穆。1899年1月1日，《太阳》杂志“海外事情”栏刊发《清国政变始末》，签字质轩，内容主要源自梁启超《上副岛、近卫两公书》。凭据该期《寄赠书目》，其所据原来当为《东亚时论》第1号所刊梁氏文章。随后，该栏目合并刊发多篇相关文章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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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《天子不豫》和《清分割问题之复燃》据自时闻外，其尾数篇皆源出梁启超诗文；据《清议报》改编而来的四篇，即为《戊戌政变记》部分篇章的编译之作。日本大型笼统性杂志《太阳》创刊于1895年，半月刊，发行处设于东京博文馆，其时裁剪东说念主为岸上操。岸上操字质轩，号佥刃，上述改编皆出自其手。凭据1899年9月岸上操与梁启超的会谈，梁氏本东说念主并未参与。时势上看，这种编译行径具有侵权嫌疑，但在其时的政治环境下，此举实故意于梁启超政治不雅点的传播。因此，当梁启超得知“质轩”“佥刃”的信得过身份时，不仅毫无怒色，还送给岸上操一部《戊戌政变记》。《清议报》创刊后，即向日本各大报馆按时刻送，《太阳》《东亚时论》《日本东说念主》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等刊“寄赠书目”栏都可得见《清议报》各期赠刊，《日本东说念主》还挑升为《清议报》做了先容。跟着《清议报》的发行，《戊戌政变记》也得以在日本传播。1899年3月23日，在社交压力下，康有为离日赴好意思，《清议报》很快住手了《戊戌政变记》的连载，随后出书单行本。当年的日本社交档案收录了对于《戊戌政变记》出书的回报：《戊戌政变记》卷之一、二、三部以上为清国东说念主康有为、梁启超级于居留地一百三十九番清议报馆发行，从《清议报》中拔萃编纂成册。挑升论究清国政治之得失，国体之如何。闻知由本月二十三日始颁布于欧洲、好意思国、新加坡、香港等其他清国东说念主居留地。特此回报。明治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结合《清议报》第14册广告，《戊戌政变记》的肃穆出书，即在5月中旬。康梁对外求救的政治宗旨虽未竣事，但《戊戌政变记》的发行在日本并未引起太多争议。不外，当《清议报》和《戊戌政变记》漂洋过海，转输国内时，则在野野引起了山地风云。1899年10月21日，《申报》发布《戊戌政变记》寄卖广告：戊戌八月之变，为中国生死绝大关系，惟其事之本末，层累攻击，知之者少。今有局中某君将事之原委裁剪成书，托本馆代售。全书分九卷，记录详备，议论驻防，将中国将来之局言之了如指掌，有心东说念主不可不阅之书也。所有装订三本，订价实洋八角。来书无多，如欲购者，请速至上海北京路商务印书馆。商务印书馆寄卖的是当年5月日本初行的线装三册九卷本，广告基本依照《清议报》第1114册《<戊戌政变记>成书广告》。这则广告陆续刊登到11月底，但是，《戊戌政变记》在国内上市不久，就遭到了公开约束：呜呼噫嘻！旧年八月十四日之变端，其机亦可谓间辞让发矣。在康梁诸逆，得为一火命之徒，使其稍有东说念主心，自当感戴鸿恩，碎身图报。胡为而匿迹海外，依然拈弄翰墨，讪及宫廷，丧心病狂，如斯其极。如近日市上所售之《戊戌变政记》，安可不足时严禁，而任其煽惑东说念主心哉？是书为从逆梁启超所著，为帙三，为卷九，大抵于逃一火之后，犹念念重兴旗饱读，因逞其谬妄之谈，谤毁我圣母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者也。客有持以见教者，端居多暇，略披数页，各类曲解，几不忍不雅。……使不严以禁之，恐六合无识之流，皆将误信其簧蛊，坏话之起，尔后当更无已时矣，不亦深可惧哉？这篇长文，就《戊戌政变记》言及西后荼毒皇上、打劫权益等情形逐条驳斥，力证梁文为“首尾乖互之词”，且就寇连材之事，问“梁逆私情内监，旁观宫闱”之罪。文中提到“去秋康梁二逆逃脱之后，鄙东说念主曾著为论说，谓宜著其罪过，刊印成书，由出使大臣分给海外诸华商，使明于顺逆之途，免被康梁所煽诱”，然未及成书，梁即“肆丧胆怯，著此逆书”。这里指的应是一年前《申报》所刊《慎防逆党煽惑海外华东说念主说》。《禁逆书议》延续前文责难康梁“大逆不说念”“颠覆国度”的念念路，把关注点聚焦于《戊戌政变记》这部新书，声请约束。很快，此“逆书”就引起了朝廷肃穆，斯须遭到查禁：刚子良中堂入京覆命时，呈进叛犯梁启超所作《清议报》及《戊戌政变记》等书，历陈康梁二逆煽惑情形，并称近日康又飞行各国，若不使其根株尽绝，则星星之火终致燎原。皇太后览书盛怒，未几皇上有饬拿及设法致死之旨，并迁怒某大臣。在查禁“逆书”的同期，清廷赏格通缉康梁，且从读者一端严查，“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，一体严加惩办”。彼时清朝官方查禁的，不只是《戊戌政变记》单行本，也包括《清议报》等刊物。早在1899年4月，“梁启超诸犯在海外创为《清议报》，播送蜚言，妄念念勾煽”之事，已见诸报端；《戊戌政变记》在国内发行时，由“梁启超所为之《清议报》行销市上已历一年”，“无识之徒，间有出资购阅者”，守旧一方再次撰文声讨。《清议报》“堂堂皇皇，以攻击政府，彼时最烈矣。而政府相疾亦至，严禁进口，驯至内陆断交发行机关”确是实言。不外，纵使官方明令防碍，以致“书坊不敢公然出售”，但仍由何擎一排输国内，“己庚之间已销流两千部”，“梁启超之《清议报》，华官亦尝禁东说念主阅看，亦尝禁东说念主代售，而于今内陆仍有流传，未见绝迹”。为此，张之洞还曾向日本政府提议交涉。屡禁而不啻，体现了梁著高大的社会影响力。迨清廷覆一火，民国肇建，康梁回国，《戊戌政变记》也摘掉了“逆书”的帽子。梁启超升天后，林志钧裁剪出书《饮冰室书册》，并出书单行本，其中即包括《戊戌政变记》：本书分五篇十一章，详载《康有为向用始末》《新政诏书恭跋》《政变之原因》《推翻新政》《穷捕志士》及《葬送义士传》等。于《废立始末记》中，对于西后荼毒光绪情形及废立贪心，叙述尤为详备。凡欲知这次政变之始末者，不可不读此书。中华书局发售的单行本，虽称“依据手稿，校订最为精准”，但其实是以广智书局本为原来的八卷本。这则广告，陆续刊登至1939年。从晚清到民国，书商皆在强调“不可不读此书”，但对照《申报》相隔四十年的两则广告，倾销的情理，已悄然由前瞻式的“将中国将来之局言之了如指掌”变为追想式的“凡欲知这次政变之始末者”，前者重在关爱来日国情，后者则旨在钩千里前朝旧事。不外，戊戌时间结果后，康梁过甚所代表的维新精神并未被众东说念主渐忘，梁著《谭嗣同传》《杨锐传》《杨深秀传》等文，先后选入多种国文教科书，成为民国教训范本。凭据其时教训部课程设施，中学国文读本选文应当“含有振起国民精神，改进社会近况之意味”，“包含国民应具之普奉告识念念想，而不抵触时间潮水”，且“叙事泄露，说理透切，态状信得过，抒怀恳挚”，“文体格调，堪为设施”。梁氏文字的“夷易融会”“档次泄露”自无谓多言，其“近代中国念念想家，发蒙指点之前驱”的地位与“倡议变法维新，饱读舞更动干事”的业绩，也堪为时间典范。《戊戌政变记》虽为政治宣传而作，但世事幻化几十年后，其在文学、念念想、教训诸方面，仍具有长久弥新的价值。结语1909年，翻新党东说念主黄世仲所著“近事演义”《大马扁》在日本发行，序文谓“康梁是以能招摇于海外者，全恃《戊戌政变记》一书，盖书中用功花消，去事实远甚，而外海外侨，蒙于故国情势，先入之见，至于耗财破家，在所不恤”。该文虽系责难康梁之作，却也从反面说念出《戊戌政变记》的高大影响力。当作一部以政治宣传为要旨的当令之作，《戊戌政变记》写做念路依据时势束缚治愈，在结构上多有不无缺之处，发行后又凭据现实需要屡次改易，形成极为复杂的版块系统。梁启超在流一火中的写稿，纯为“档次细备、词笔锐达、无谓求工”的“觉世之文”，而非图作“传世之书”。但是，这部细说变法原委，希图影响国际公论，竣事救上复权的作品，终究是“侠剑无功”。但另一方面，从清季到民国，梁任公“尽国民职守于万一”“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”的精神，并未跟着步地更易而覆没，其泄露融会的政论文字、委婉动东说念主的列传文章，也使《戊戌政变记》具有史料除外的多重意旨。戊戌维新的一百天，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一百年。“变法维新一事虽告失败，但影响所及固极潜入”，这场归于失败的校正，虽未能达成效仿日俄、新国新民的盼愿，但其在政治体制、文化念念潮、社会公论诸方面，都有着高大而潜入的影响，亦明示着国度来日新的可能。借由梁启超的书写和建构，戊戌之秋的政治变局，成为极具悲催颜色的时间挂念；维新派所发起的一系列求新求变之举，则开启了20世纪发蒙与翻新念念想的先声。在这一意旨上，戊戌时间不齐备是依然灭绝的当年，维新的书写和挂念，体现出转型时间历史的重荷演进，也关系到新旧之间的国族设想。作家简介：宋雪，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连系员。来源：《文史哲》2023年第5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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